布克奖《送奶工》引进出版什么样的伤害会透过空气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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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北爱尔兰作家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凭借小说《送奶工》(Milkman)摘得布克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赢得布克奖的北爱尔兰作家,获得5万英镑奖金。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北爱尔兰战争区(the Troubles)的故事。女主角瞒着所有人和送奶工相遇,然而谣言还是不可控制地飞出来,改变了原定的人生方向。

评委会主席Kwame Anthony Appiah在推荐语中说:“这本小说绝妙地描绘出了一个紧密结合的社区中流言蜚语和社会压力的力量。它展现了谣言和政治忠诚是如何助攻出于私欲的性骚扰恶行的。然而这绝不仅仅是关乎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时代的小说,它立足于探索身陷危机的社会之中的普遍经验。”

“以前我们都没有读过这样的故事,”Appiah说,在伦敦市政厅举行的晚宴上他代表评委会宣布了结果时表示, “安娜·伯恩斯完全独特的声音挑战了我们的传统思维,小说有着惊人的形式和令人沉浸的阅读感受。这是一个关于残忍、性侵犯和抵制不信任的故事。”

与此同时,评委也认为这部小说阅读起来并不会让读者感到轻松,作家采取的叙事方式很大胆,对于出版社而言如何推介是个难题。

5万镑的奖金对经常入不敷出的伯恩斯来说算是命运巨大的馈赠,因为在4年前,也就是2014时,她还在英格兰四处漂泊,因为剧烈的背疼而无法写作,只能寻找帮人看房子的机会,常常需要慈善机构的救助。而她最终历经千辛万苦写就的稿子,却被许多出版商拒绝,像极了每一个未成名的作家模样。

幸好,读者依然等来了最终出版的《送奶工》,阅读这本书的感受之一,正如福柯所揭示的那样,话语交织成权力的博弈场,争夺着人们的意志,试图剥夺人们的自由思考的空间。

18岁的女孩因为被“来头不小”的“送奶工”骚扰,被社区的人(包括家人)认定她与“送奶工”有染因而遭到鄙夷、指责和排斥。送奶工虽然没有对女孩有肢体上的触碰,但是他却在无形之中介入了女孩的生活,就女孩的感觉来看,“他(送奶工)对她做过什么,他即将要对她做些什么,以及他正在策划某种行动”,而这种无形的压力迫使社区反过来给女孩告诫和压力。

伯恩斯说,她创作的主题是基本都在关注社会、权力, 以压迫和抵抗为内容,所以尽管《送奶工》的故事设定是在40年前,但在很多方面却也契合着当下,布克奖评委自然会注意到这份独特所在。

从女孩的年龄推算,伯恩斯在上世纪70年代确实也就不到20,因此她的这本小说除了对那段遗留历史的挖掘和现实状况的揭露,同样也包含着自己对于故乡的温情。

那次跑步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比平常早出门,绕到街区的另一头,搭乘另一辆公共汽车去镇上。我没有告诉自己这是为什么。晚上我还是坐这辆公共汽车回家。生平第一次,我没有走路看书。我没有走路。我还是没有告诉自己这是为什么。另一个变化是我也没有按时跑步。不得不这么做,万一他又出现在水库公园里呢。如果你认真跑步,是个跑长跑的人,来自某个地方、有某种信仰,那么你得硬着头皮把整个一大片区域都纳入你的计划路线,否则留给你的只有受宗教地缘限制的路线,这意味着你不得不绕着一片小得多的区域反复跑,才能得到差不多的运动效果。虽然我喜欢跑步,但兜圈子跑步单调乏味,会让我怀疑自己对跑步是否真有那么喜欢。所以我整整七天没有跑步,而且似乎永远都不会再跑了。直到有一天,我又抑制不住地想跑步。第七天晚上,我决定再去一次水库公园,这次让我的三姐夫陪我一起去。

三姐夫不像大姐夫。他比我大一岁,我从小就认识他:他疯狂锻炼身体,在街头疯狂斗殴,总之是个在各方面都很疯狂的人。我喜欢他。其他人也喜欢他。人们一旦适应了他,就会喜欢上他。他从来不说别人的闲话,从来不说下流话,不用下流话讥笑别人,他不讥笑任何人。他也不会问一些颐指气使、多管闲事的问题。实际上,他几乎不怎么提问。

至于打架,这个男人只打男人,从来不打女人。在社区居民的眼里,他精神异常:他认为女人勇敢强悍,富有启发性,甚至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形象。他认为女人应该和他激烈争吵,还应该或多或少地反对他——这想法很不寻常,却是他对女人不可撼动的准则之一。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表现出神秘感或者如上品质,他对她会变得有些独裁,迫使她往那个方向改进。

这样做他自己也难受,但是他深信:在他即兴施展的的帮助下,她会想起自己是谁,愤怒地要求拿回自己被剥夺的不只是跟身体有关的东西。“那就不怎么平衡了。”这里的一些男人说,或许是这里的所有男人都这么说。“但如果非要存在某种不平衡,”这里的所有女人说,“那还是让他就这样继续下去比较好。”所以,他凭借对一切雌性生物非典型的高度尊重,在女人中深受欢迎,而且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她们欢迎——这使他更受欢迎。

这也带来了现实的好处——我是指给我,眼下正被送奶工纠缠不休的我——因为这里的所有女人都这么看待姐夫,不只是一个女人、两个女人,或者三个、四个女人。如果只是少数几个女人,除非她们和我们这里有权势的男人——我指我们这里的准军事组织——有关系,包括他们的妻子、母亲、骨肉,以及有其他某种关系的人,否则她们无法指挥公众行动,或引导公众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看法。但是,如果当地妇女都联合起来,做她们极少会做的事情——站起来反对公民、社会或者当地的环境,就能展示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可怕力量,致使其他一些通常被认为更可怕的力量反而别无选择,只能认真对待。这些女人会一同感激她们的支持者,这意味着她们会保护这个人。这就是他和女人的关系。

至于他和这里的男人之间的关系——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大部分人也喜欢并尊重三姐夫。他惊人的体格以及对这个地区的男性斗殴准则出于本能的理解,为他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尽管他对女人的重视,在男人的眼里,已经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因此,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接受他,我也一样。过去有段时间,我经常和他一起跑步,但后来有一天我不和他跑了。他的锻炼方式比我自己的锻炼方式更加暴虐。

他的方式显然太急于求成、太勉为其难、太不符合客观规律。但如今我决定重新开始和他一起跑步,并不是因为送奶工会被他的体格吓退,会害怕姐夫找他打架。他确实不如姐夫年轻,也不如他强壮,可年轻和强壮不能说明一切,反而往往什么都说明不了。比如你要开枪,就不需要多年轻,也不需要能跑步,我确信送奶工轻而易举就能开枪。我认为是三姐夫的群众基础——无论男女都给予他的爱戴——或许能让送奶工望而却步。

如果他对姐夫在我身边感到不满,那么他要面对的不仅是整个当地社区的谴责,他作为一名高级别、高威望的者的声誉也会一落千丈。他会被赶出藏身之地,被赶到军队巡逻车会经过的道路上,就好像他不是一位带来深刻影响的英雄人物,而是与我们敌对的政府警察中的一员、来自海对岸的敌方士兵,甚至是来自马路对面与我们敌对的政府捍卫者准军事组织的成员。作为一名严重依赖当地社区的派,我想他不会为了我让自己与社区产生隔阂。这就是我当时的计划,一个还不错的计划。这个计划让我充满信心,我很遗憾自己没能在七天六晚前就想到它。但至少我现在想到了,接下来就是实施计划。我穿上我的运动服,出发去三姐夫家。

三姐夫家就在去水库公园的路上。我到了那里,一切都跟预想的一样:姐夫穿着运动服,正在他家的花园小路上做热身运动。他喃喃地骂着脏话,我觉得他并没意识到自己在骂脏话。他先伸展右腿腓肠肌,接着伸展左腿腓肠肌,同时嘴里轻声骂着“X”。他伸展左右两条腿的比目鱼肌,同时又骂了更多的“X”。我还没跟他说我来了以及时隔多日我想重新开始和他一起跑步,他却先开口了。

由于拉伸时需要全神贯注,他侧着脸对我说:“我们今天跑八英里。”“好的。”我说。“是八英里。”我令他震惊。我知道他以为我会皱着眉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绝不该跑八英里,然后用某种将帝国主义的霸权和漂亮女性的迷人糅合在一起的方式,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跑多少英里。可当时我的心思都在送奶工身上,不在乎跑多少英里。他挺起身子,看着我。“妹妹,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我说的是九英里。十英里。不,十二英里,这就是我们要跑的距离。”

又一次,他暗示我应该提出异议,跟他争辩。通常情况下,我早已顺从他的心意,但在那一刻,就算我们跑遍全国,直至最微弱的一声咳嗽——甚至是旁人的咳嗽——就能让我们腿软跌倒,我也无所谓。不过,我还是努力了一下。“啊,不行,姐夫,”我说,“不能是十二英里。”“好,”他说,“那么就十四英里。”很明显,我的努力还不够。

更糟糕的是,我作为女人天性里无所谓的态度已经彻底惹恼了他。他紧紧地盯着我,也许在想我是不是病了之类的。我永远不会知道姐夫在想什么,但我知道他想的肯定不是他自己其实不想跑十四英里,也跑不了十四英里。无论对想要被反驳的他而言,还是对满脑子都是送奶工的我而言,全世界最无关紧要的就是跑多少英里了。我没有声色俱厉地逼迫他,这才是问题所在。他说:“我不喜欢逼迫别人。”这句话意味着接下来免不了一场旷日持久、实力悬殊的争吵。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三姐,走上了花园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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